医药学术的传承是医药学术发展的前提和依据，科学的、合理的传承是医药学术不断取得创新性成果的必要条件。中国汉唐时期长安医药学术的传承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。

1、医学理论和医疗经验的保存和整理

汉唐时期，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，都相当重视医学理论和医疗经验的保存和整理。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载，“汉兴，改秦之败，广开献书之路……建藏书之策，置写书之官，下及诸子传说，皆充秘府。”由侍医李柱国所校的“方技”即医药书籍，就有医经七家，二百一十六卷；经方十一家，二百七十四卷。这对医药学术经验的传承，无疑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。在唐代，民间整理医药方术的热情更为高涨，着名的《千金》两方（即《备急千金要方》与《千金翼方》）以及《外台秘要》的编纂，就是其中最为辉煌的成果。

《千金》两方系唐代着名医学家孙思邈所撰，两方共收集古今中外的医方6000余首，唐代以前的名药名方，几乎搜罗殆尽。孙思邈对张仲景《伤寒论》的整理、对本草学的研究、对诊断学的见解、对治疗学的创获、对妇幼保健和养生长寿的重视，在《千金》两方中都有专门的介绍。特别需要指出的是，孙思邈倡导医学道德的修养，认为作为一名医生，必须具有人道主义的精神和济世救人的思想。他在《备急千金要方》中说：“凡大医治病，必当安神定志，无欲无求，先发大慈恻隐之心，誓愿普救含灵之苦。若有疾厄来求救者，不得问其贵贱贫富，长幼妍蚩，怨亲善友，华夷愚智，普同一等，皆如至亲之想；亦不得瞻前顾后，自虑吉凶，护惜身命；见彼苦恼，若己有之，深心凄怆，勿避险巘，昼夜寒暑，饥渴疲劳，一心赴救，无作功夫形迹之心，如此可为苍生大医。”孙氏关于医学道德的论述，是中医医德理论创立的重要标志，足以与西方医学之父在公元四世纪所发表的希伯格拉底誓言相媲美。

公元752年，王焘撰成《外台秘要》，全书共40卷，1，048门，载方6，000余首，内容涉及外感热病，内伤杂病，妇，儿、外，五官、皮肤、急救、美容、灸法、采药、用药方法诸多方面，可谓集唐以前方书之大成，是学习研究中国隋唐以前医学的珍贵文献。《外台秘要》的最大特点，就是它所引用的资料，一般都注明了出处，这对我们了解和研究汉唐医药，尤其是一些现已亡佚的唐代以前医学典籍的内容和传承，无疑提供了极大的方便。王焘之所以被称作“唐代医药文献大师”，良有以也。《外台秘要方》至明代先后传入日本和朝鲜，日本的汉医着作《医心方》、朝鲜的韩医经典《医方类聚》，均以其为主要文献依据，在中朝、中日医学交流方面，尤其有着重要的贡献。时至当代，有关王焘及其《外台秘要方》的研究，已经得到了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的关注；有关研究工作，已经取得了愈来愈加显着的成果。

汉唐时期名医个性化学术经验，大多通过逸闻故事或医案医话的形式得以了解及传承。而史书和方志，则成为这类逸闻故事或医案医话的主要载体。人们熟知的西汉淳于意的“诊籍”二十五首，华佗以酒服麻沸散，施行外科手术并收到良好效果的案例，都是通过《史记》、《后汉书》的记载才得以流传于世的。《史记·扁鹊仓公列传》中记载有淳于意诊黄长卿肾痹病一案：“齐王黄姬兄黄长卿家有酒召客，召臣意，诸客坐，未上食，臣意望见王后弟宋建，告曰：君有病，往四、五日，君要（腰）胁痛不可仰，又不得小溲，不亟治，病即入濡肾。及其未舍五脏，急治之。病方今客肾濡，此所谓肾痹也。宋建曰：然。建故有要（腰）脊痛，往四五日，天雨，黄氏诸倩见建家京下方石，即弄之，建亦欲效之，效之不能起，即覆置之。暮要（腰）脊痛，不得溺，至今不愈。建病得之为持重，所以知建病者，臣意见其色太阳色乾，肾部上及界要（腰）以下者枯四分所，故以经四五日知其发也。臣意即为柔汤使服之，十八日所病愈。”从这首诊籍中，不仅可以看到前人病案记录之详尽，也可以看出淳于意高超的望诊技术和精湛的医疗方法。时至今日，仍然不无启示。

史书方志中，往往还能找到一些名医个人有关医学伦理学、社会医学的内容。涪翁是东汉初年的名医，曾着有《针经》、《诊脉法》等书，涪翁的弟子程高的弟子郭玉也是一位名医，担任过汉和帝的太医丞。据《后汉书·方术列传》记载，郭玉给百姓治病疗效很高，但为权贵治病疗效却很不满意。当汉和帝问他原因的时候，郭玉说：“夫贵者处尊高以临臣，臣怀怖慑以承之。其为疗也，有四难焉：自用意而不用臣，一难也；将身不谨，二难也；骨节不强，不能使药，三难也；好逸恶劳，四难也。”很显然，郭玉关于疗效问题的认识，既来自于自身的医疗实践，也不可能不受到老师们学术观点的影响。

2、医学人才的培养和教育

师承：汉唐之间的医药学术传承主要靠师承。淳于意是公乘阳庆的徒弟，公乘阳庆曾说：“庆有古先道黄帝扁鹊之脉书，五色诊病，知人生死，决嫌疑，定可治，及药论，甚精。”可见淳于意的医术，主要来源于老师所传的医书和技术。淳于意有宋邑、高期、王禹、唐安、冯信、杜信等六位徒弟，淳于意根据个人的特点，分别授予色诊、经脉、砭术、五色诊、用药、切脉等，因材施教，因而都学有所成。华佗的老师不详，但其弟子不少，吴普着有《吴普本草》，李当之着有《李当之药录》，樊阿则精于针灸之术，他们都是当时颇有名望的医家。

家传与自学：《礼记》尝谓：“医不三世，不服其药。”家传与自学是汉唐期间的医药学术传承主要形式。北齐医家徐氏家族，先后诞生了徐熙、徐道度、徐文伯、徐嗣伯、徐之才等7世12位名医，在祖国医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。唐代许州（今河南扶沟）人甄权与其弟甄立言共同研习医术，甄权长于针灸，撰有《针方》、《明堂人形图》等书；立言长于本草，撰有《本草音义》、《本草药性》等书，二人同为当时的名医。

医学教育的创办：汉代以前，政府尚未设立专门的医学教育机关。汉唐之际的刘宋元嘉二十年（公元443年），太医令秦承祖奏置医学以广教授，为我国政府设置医学教育之发端。较之于公元884年成立的世界最早的意大利萨勒诺医科大学，还要早四百多年。隋唐时期设立的太医署，为全国最高的医疗及医学教育机关，博士、教授、助教这样的职称，在这个时期，就已经出现了。但反观这一时期的名医，太医署出身者却并不很多，特别有名者如孙思邈、蔺道人等，都是通过师承、家传或自学的途径，得以登大雅之堂的。

3、学术流派与学术交流

一般认为，中医学术流派形成于秦汉时期。不同学术流派之间的交流、批判和吸收，促进了中医学术的传承和发展。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记载，西汉以前，已经出现了以研究基础理论为中心学术思想的医经学派，以及以以研究古代经验方为中心课题的经方学派。至汉唐时期，全元起、杨上善、王冰整理研究《黄帝内经》，形成了事实上的岐伯学派。《千金》两方以及《外台秘要》的问世，则标志着经方学派的发展，业已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。张仲景《伤寒杂病论》在汉唐时期分合隐现，曲折流传，王叔和整理编次，使该书的伤寒部分得以《伤寒论》的名义流传后世；而孙思邈《千金》两方的伤寒部分，则被认为是整理研究《伤寒论》的重要成果。他们的贡献，实开绵延一千七百多年的伤寒学派的风气之先。

学术交流在学术传承方面有着特殊的意义。汉唐时期的长安医药学术交流，不仅反映在汉医学与藏医学、维吾尔医学等民族医学之间的交流，在中日、中朝、中越，中国和印度、阿拉伯、波斯、大秦等国的医药交流方面，也日益频繁，盛况空前。汉医从唐代开始传入日本，当时日本、朝鲜等国都先后派留学生前来留学，学习医学，并延聘学者，赴国外讲学。唐天宝二年至十二年（公元743~753年）着名医僧鉴真先后六次东渡终于到达日本，把中国医药传播到海外，日本人奉其为医药始祖，在中日医学交流史上，写下了光辉的一页。鉴真所着的《鉴上人秘方》虽已亡佚，但其部分医疗经验如脚气入腹方、呵黎勒丸、鉴真服锺乳随年齿方等，随着《医心方》的收载而得以传承下来。

（作者系中医内科主任医师，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。曾任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文献信息研究所所长，现任陕西省中医药研究会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、陕西省养生协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。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