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情绪与五脏的关系，有人认为 “大脑是思维的器官，所以人的情绪失常，应该直接伤害大脑而不是五脏。”“心是循环器官，肝是消化器官，脾是免疫器官，肺是呼吸器官，肾是水液代谢器官，它们与情绪的功能没有关系。”陆老认为，这是在认识论上求“病”的本，是西医的思路。认识论是诊断，实践论是治疗，我们不光是解释问题，还要解决问题，情绪问题我可以通过补肾、可以疏肝、可以健脾、可以升阳来解决。

中医提出“治病必求于本”，西医可以批评你，说你不认识“病”的本，可是中医是不是研究“病”的本呢？陆老认为，中医研究的是“治”的本，是“治病必求于本”，这是个动词，就是我实践主体直觉。中医讲“治”，是“治”向何去；西医问“病”，是病从何来。病从何来有三个问题：病因、病理、病位。治向何去六个问题：到哪里去，这是什么路，从哪里出发，依靠什么，利用什么，什么方法。因为对于生命来说，你问他怎么来的是没用的，吃不了后悔药的。

中医认为“正气存内，邪不可干”，当七情失调导致内环境紊乱，然后才有外邪的侵入。那么中医的风、寒、暑、湿、燥、火，这些外在因素是不是病因呢？陆老认为，一切对生命体产生影响的东西是刺激因，都是由生命体独立地决定改变和改造的东西，所以生命体是独立地起反应的，因此疾病也好，健康也好，都是有机生命对环境刺激变化因素作出的反应，和适应过程，这个西方已经认识到了，而且后来发展到病理生理学，就是病理反应的生理学基础是什么？这一条，我们现代中医反而搞不清楚。实际上刘河间对这个问题清楚了，《病机十九条》“夫百病生也，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”陆老说：“有一次我给学生讲课，我问这句话对吗？他们说：‘对’。我说，‘错了’，这里涉及了一个问题：经言‘盛则泄之，虚则补之，……方士用之，未能十全’，所以怎么办呢，就是‘谨守病机，各司其属’，然后举例子，‘诸风摇眩皆属于肝，诸湿肿满皆属于脾’，所以风是谁发动的？是肝发动的。湿是谁发动的？是脾。这个就是‘求属之道’。风不是外来的，内生五邪，那外面的邪你能测定吗？你能量化吗？你能客观化吗？不可能的，所以中医把这个问题弄清了，它是机体的一种反应，这个反应是一个适应过程，当适应成功了，没问题。如果适应不够，‘非其位则邪，邪之变甚’，亢进了，亢进了怎么治啊，就是‘甚者从之’。所以1979年福建的俞长荣发表了一篇文章，叫做《甚者从之》的文章，这是几十年来中医界能够站在中医的立场上，因为过去都是对抗吗，寒者热之、热者寒之，盛则泄之，虚者补之吗。”

中医对于外界因素的认识是“无不为利，无不为害”。没有绝对有利的东西，也没有绝对有害的东西，因此没有绝对的病因。关键在于自身对外界因素是如何反应的。陆老认为，“扶正祛邪”不是我扶正，不是我祛邪，是扶“正祛邪”，“正祛邪”是个词组，这个现象“风”是抗病反应，湿是个抗病反应，跟痰一样，跟发烧一样，都是抗病反应。所以这个诊疗思想不解决，想解决思维问题是不可能的。

中医是如何认识生命的呢？中医的理论体系来源于哪里？中医的概念、中医的规则、原理并不是按照科学研究的计算或实验方式得出，也因此遭到一些人的抨击。然而在中医的实践应用当中，我们按照中医理论指导去做，得到的效果常常会让我们自己都觉得震撼。陆老举例说，比如中医说肺与大肠相表里，咳嗽、喘、舌苔厚，大便不通，那么一通大便，减轻了，那我们就提出了肺与大肠相表里，早期恶寒，那么我们就解表，所以说肺主皮毛，这样就是一个认识方法，又是千百年来长期的临床实践教育我们可以这么做，中医的汗法，中医的下法，适用证很多，这样的东西，叫实践悟性知识，实践意会知识，可意会不可言传，就是有这么一个事实，我们都用了，有效，然后我传给你，这就是实践智慧。我们现在强调的知识，或者某种表述，大量的是从实践里来的，所有的能够说清楚的理性知识，只是众多实践知识上面的一个小尖尖，但是20世纪的所谓理性知识，就高高在上，自认为了不得了，瞧不起其他的实践悟性知识。

在认知心理学的领域有这样一个流派叫格式塔心理学。格式塔在德文里是整体的意思。这个理论就讲到了基于某些现象产生的悟性思维，又叫做完形，我们现在人类的真正的知识，是这样从实践中来的，当然它有个具体的条件，越经验丰富的，这几个条件认识得越清楚，知识把握得更好。陆老认为，这种思维方法是无法规范的，因为规范化是工业文明的产物，机械可以客观化，可以标准化，而中医的核心问题是人的创生性实践的文化直觉。为什么呢？“天地之大德曰生”人类活在地球上，我们就要帮助生命去更好地完成它的任务。《方技略》总结了“方技者皆生生之具也”，认为方技是对人的生命活动的生存、健康、发展服务的方法、技术工具。那么，由于中国的历史比较久，同时人口也比较多，所以积累的一些经验，往往是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。他悟出来了，他这么做了，你瞧不起他，但是你跟他抄抄方，就慢慢懂了。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      （中医药文化学术研讨会供稿）